为了平衡男女性别比例，最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出台了新的规定，怀孕14周以上做人工流产要经过行政审批。虽然，有关部门对此规定一再表示是为了社会稳定，但还是遭到了市民的质疑，许多人认为这个规定侵害了个人隐私权。（《生活报》3月29日）
关于妇女是否享有堕胎的自由一直以来就是西方社会一个争议焦点，反对一方是基于天主教的教义，认为堕胎违背天主教的精神，是扼杀生命的表现，而赞同的认为堕胎是人行使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然而，在中国，一些地方作出怀孕一定时间做人工流产要经过行政审批的规定，却有着不同的语境，在中国没有不准堕胎的传统，妇女堕胎历来都是天经地义，并且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政府还是鼓励堕胎、强制堕胎。现在之所以作出需要行政审批的规定，是基于当前我国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严重失衡的态势，我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正常值应为102至107∶100，但现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16.9∶100。而人口性别严重失衡，会造成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的比例失调和未来婚配的失衡，也会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影响人口的安全、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由此看来，哈尔滨市为调控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做出这样的人工流产规定，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其实，不止哈尔滨市，在河南省、陕西省等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类似的规定。但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者说代际利益，不能说就可以随便对人的自由进行剥夺。罗兰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同样，在制订任何一部法律或政策之时，也不能不考虑其合法、合理性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否则也可能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首先，胎儿不是民事主体，在公法上也不是公民，因此，堕胎从法律意义上讲就是一个人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和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身权利，那么作出：“怀孕14周以上、出于非医学需要打算终止妊娠的妇女，必须经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的书面批准，未获批准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做人工流产手术。”这样的规定，就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此外，正如一些市民所说的，这样的规定也可能侵犯人的隐私权，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女性由于避孕工具使用不当意外怀孕，或者未婚先孕、遭到强暴而怀孕等，如果需要出具证明，就涉及到个人隐私。那么，对于这一个可能限制人的基本权利和侵犯隐私权的规定，是不是应该交由全国人大，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由法律来进行规范呢？
其次，要求堕胎必须经行政审批的规定要考虑其实施的必要性和效率。这种行政审批实际上就是设立行政许可，政府设立行政许可就可能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而妇女堕胎是否为了选择胎儿性别的动机，也是难以证明的事，这就给权力进行寻租带来很大的方便。而且，这种做法也可能没有效率，因为妇女也可能寻求其他土法堕胎，导致其他危险的情形出现。这不如控制胎儿性别鉴定有效，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展胎儿性别鉴定，同时对B超诊断仪的销售和使用进行控制。如果采取上述方法可以控制性别判断，那么就没有必要限制妇女堕胎自由。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源头上逐步解决重男轻女的问题，事实上，经济越发达、文明程度越高，这种观念就越弱。男孩偏好，还与我国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依然是广大农村地区老人的主要依靠，“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有着现实的土壤。因此，在进行技术控制的同时，必须从宏观上铲除这种滋生的土壤。
所以，在目前各地自行其是出台做人工流产要经过行政审批的规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值得质疑，我们建议，这一问题最好能提交全国人大，经过代表或全民充分讨论，以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人口性别严重失衡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