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即村民委员会等村 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款物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解释》的颁布，无疑是对《刑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从实际情况看，《解释》实施一年来，农村村干部利用其身份进行犯罪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一方面村民不断上访告状，另一方面村干部犯罪查处成案率在下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形，在实际办案中难以操作，造成受理难、立案难、执行难。
一、主体方面
主要是村支书是否构成贪污、挪用、贿赂犯罪案件主体。有两种说法：一是肯定说。村级党组织是党组织的一级机构，村支书是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政务是由村支书说了算，“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应包含村党支部书记。因此，村支书应可成为贪污、挪用、贿赂案件的主体。二是否定说，理由是：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只有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区别在于：村主任和村支书的区别在于：村支书根据党章选举产生，不能称之为“依照法律”产生的人员。因此，村支书不能成为贪污、挪用公款、贿赂犯罪的主体。只有其在与村委会有关人员构成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同犯罪时，才能成为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的主体。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使得司法机关在查处此类案件时，有畏难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查处力度，所以，此问题亟待解决。
二、客体方面
从犯罪构成的要件来看，贪污、挪用公款罪的客体是公共财产。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共财产是指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当前，村级组织的资金主要有两部分：1本村的自有资金，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2有关部门拨入的专项资金及社会捐助。从《解释》规定的七项来看，除了第四款的“土地征用补偿费”属于村级组织的自有资金外，其他的救灾、抢险、防汛等均为有关部门拨入资金及社会捐助。实际上，除了土地征用补偿费外，村级组织还有大量的自有资金，显然也应视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而《解释》容易使人理解为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中的财产，从而造成《刑法》第九十一条和第九十三条内容上互相矛盾。
三、管辖方面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哪一类案件属于哪个部门管辖规定得非常清楚，即使是转换管辖也有明确规定。如：《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国有金融机构委派人员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这样一目了然，便于操作。从法理上来说，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构成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就由检察机关管辖。而《解释》规定的却是有条件的管辖，即只有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其所列举的七项公务时犯罪为检察机关管辖，其他情形则为公安机关管辖。这样，造成群众举报难，政法机关执行难。
公务可分为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而村级的事务往往是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交织一起，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行为人有一部分行为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按贪污贿赂罪定罪处罚；另一部分行为则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按职务侵占罪及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定罪须达到一定的犯罪数额。这样就使一部分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实际上承担着大量的政府行政工作，这些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基层组织人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引起了群众的公愤，在一些地方几乎占到近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的一半。如果这些人员不按贪污贿赂犯罪查处，势必影响到农村的安定，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取消《解释》中的列举款项，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侵吞、挪用公共财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或受贿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