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即公共事务，它是特定的主体依据国家宪法或法律的授权并在授权的范围内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由于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的特征。因此，对公务的主体及其公务范围在法律上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公务主体只能由法律设定并在法定的公务范围内进行活动，不允许存在不具有公务主体资格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从事公务或者虽具有公务主体资格但超越法定的公务范围从事公务，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国家法治的象征。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在改革时期，国家机构及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正在调整之中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因此，在公务主体及其公务范围的设定上不可能完整地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在一定范围内适当地存在公务委托。然而，由于对公务委托的主体及其委托公务的范围未能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有所裨益的探讨。 一、公务委托关系只存在于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之间
(一)国家机关与公民个人之间不再存在公务委托的关系
从公务委托的立法及司法沿革看：我国原刑法关于贪污罪主体的规定"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犯┅┅"，根据该规定，任何公民个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接受上述单位的公务委托而成为公务主体。而在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简称补充规定〉中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关于贿赂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补充规定不再出现"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两高1989年11月在对补充规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进行解答〈简称解答〉时将"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认定为其中的人员，而在解答受贿罪主体中"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将除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外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两类人员归为其中，仍认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1997年新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专门的界定，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2〕，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列为准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并在贪污贿赂罪的章节中增加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的规定〈受委托从事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将再下文论述〉。从以上立法和司法的变化情况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单行刑法及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等，已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并对从事公务的主体范围重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因此，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与个人间先前存在的委托从事公务现已不复存在。
从公务的本质特征看：首先，公务具有管理性和职能性的特征，是特定的主体代表国家依法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因而对这一特定主体的资格和能力的要求比一般的主体高；其次，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的特征，公务主体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活动时表现为依法行使国家权力，而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宪法或法律的赋予，非宪法或法律的许可，不允许随意转让或转授这种权力，因此，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符合公务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
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无论用何种途径和形式实现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要在法制化的轨道内实现对社会的有序管理，这就对公务主体的行为能力也提出了更高于一般人的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用考试制度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取消"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杜绝了不具有公务行为能力的人从事公务的途径，顺应了依法治国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再将公务委托给公民个人从事的做法都是有违依法治国的要求而不足取的。 (二)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不属于从事公务
首先，从有关的司法解释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月颁布《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简称批复〉，该批复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而以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说明批复者已经充分考虑到上述受委托人员虽为准国家工作人员但其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行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特征。其次，如果将受委托从事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视为是从事公务，那么必将产生民法和经济法上本应平等的主体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受委托从事管理和经营国有财产者为获取利益完全可以以公务需要为名为已所欲为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造成现实的不平等。再次，刑法在贪污罪中增加"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的规定主要是立法者顺应保护国有财产的呼声而增加的，并不必然代表其认可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就是从事公务的观点。
(三)公务委托只限于在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之间
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中规定：……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说解释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渎职行为和过于窄小的渎职罪主体而进行的适当扩张，从解释的内容及含义看，公务可以委托但范围限定在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之间。
二、国家机关和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之间的公务委托必须具备合法的构成要件 "委托"意指请人代办。作为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有效成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委托者和受委托者之间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且双方意思真实合一。(2)委托人依法对委托事项具有委托权限，受委托人具有接受并完成委托事项的行为能力。(3)委托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公务委托是基于委托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同样也必须以具备合法的构成要件为其成立条件：
(一)公务委托的双方主体必须合法 由于公务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的特征，法律对公务委托的双方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解释"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含义：第一，公务委托的委托方必须是国家机关，受托方则必须是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双方如果都是国家机关或都是组织不能成立公务委托关系。也许有的人会提出委托双方主体均为国家机关更好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如可行，那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国家机关之间通过相互委托公务来扩大各自权力范围的现象，这不利于国家权力的高效运作，也容易滋生腐败。第二，公务委托的受托方必须是符合法定条件并经依法设立的组织，任何非经法定程序批准成立的组织都不具有接受公务委托的主体资格。第三，公务委托的受托方对受托的公务必须自己履行而不得转托他人。
(二)公务委托的双方主体对委托的意思表示要真实合一
由于公务委托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行为，它不仅涉及到双方主体的利益，而且涉及到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到国家机关的权威和信誉，因此，公务委托的双方主体不仅对委托公务的性质、内容、职权及应承担的的责任等要有明确的认识，而且双方必须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取得真实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公务委托的法律关系才得以成立。此外，为了明确公务委托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公务委托必须以书面而不能以口头的形式进行，双方应签定符合法律规范的委托协议。
(三)公务委托的委托方对委托的公务具有委托权限
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所委托的公务不能超出委托方法定的公务范围。如果委托方将自己法定公务范围以外的事务或将其他公务主体的公务委托给受托方从事，不能认定为委托公务。第二，法律规定只能由特定公务主体从事的公务不得委托，如行政处罚中的人身罚、能力罚、数额较大的财产罚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务等。在我国，由于法律未对公务的具体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而国家机关的范围又具有广泛性，人们往往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甚至是党群机关的一切活动不加区分地都以公务看待，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上述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别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根据国家权力理论，三种权力各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中行政权是一种可转让、转授的国家权力，如某些权力可以委托给民间组织、自治组织行使，解释中列举的"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属于这种类型；而司法权是具有极强专属性的国家权力，是一种不可转让、转授的国家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以国家名义依法行使。如果把司法活动不加以限制地当作公务，而又认可公务委托行为的存在，那么，任何机关或组织，只要有司法机关的委托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司法活动，由此产生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四)公务委托的受托方必须具有公务行为能力
公务行为能力是指法律确认公务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从事公务活动，取得公务权利和公务义务的资格。公务委托的受托方本不具有从事公务的行为能力，但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接受委托而成为从事公务的主体。首先，对于具备何种条件才可成为公务委托的受托方应由法律根据该委托公务的性质、特点和要求进行设定，只有符合法律设定的条件并经法定的机构审查确认，方可成为接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主体。其次，公务委托的受托方只能以自己的行为从事受委托的公务，而不能将受委托的公务转委托给第三方。再次，公务委托的受托方依法行使经法律确认而由委托方委托其行使的公务权利，但同时必须承担应由其承担的公务义务。
三、公务委托行为司法界定的重要意义
公务委托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社会转轨时期由于大量的公务无法得到高效快速的处理而影响改革进程的现状。但是，由于对公务委托行为未能从司法的角度进行明确的界定，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具备公务行为能力的主体通过委托方式取得从事公务资格的现象，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公务主体之间争权夺利，相互推诿、扯皮甚至相互推卸责任的怪事。公务主体范围的任意扩大使得公务主体间的职能变得模糊不清，影响了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因此，有必要对公务委托行为从司法的角度进行界定。第一、可以使公务委托行为法律化。避免不具备公务行为能力的主体通过不正常的公务委托关系而从事具体的公务行为，有利于维护国家权力行使的廉洁性；第二、可以使公务委托的主体法定化，使政府的机构设置简洁明了，有利于国家实现对社会事务的管理，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第三、可以使公务委托范围明确化，便于群众的监督，有利于提高公务行为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