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采用“沉默权”制度有可能伤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甚至误伤好人；但是采用“沉默权”制度又有可能降低侦查效率，甚至放纵坏人。常言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何者为轻，不同国家显然会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美国的传统是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强调司法活动的程序公正，因此宁肯牺牲侦查效率也要采用“沉默权”制度。中国的传统是重视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并且强调司法活动的实体公正，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形成“沉默权”制度的土壤。诚然，我们现在应该学习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的优点，应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应该重视司法活动的程序公正，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之所以无法摘去“犯罪王国”的帽子，其司法制度过分强调被告人权利保护和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前车之鉴。

　　有人声称我国在“沉默权”的问题上必须“与国际接轨”，并且以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为依据。该公约第14条规定：“被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遵守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但是，上述规定并不意味着执法人员必须在审讯之前告诉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只要审讯人员不以任何方式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就是遵守了上述规定。换言之，“沉默权”并不是在司法程序中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惟一途径。对我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而不是超越现实情况去空谈什么“沉默权”。当然，我们不能仅在法律中笼统地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是要制定相应的证据排除规则和保障制度。凡是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一律不许在审判中用做证据。凡是刑讯逼供的人，一律严厉处罚。同时，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也要努力克服根深蒂固的“口供情结”，提高“科学办案”的能力。

　　最后，笔者奉劝那些“去西方取经之人”：在您使出“搬运功”之前，最好先看清您要搬回国的东西究竟是“他山之石”还是“前车之鉴”。